作者简历
王克林，1954年生，江西南昌人，1968年江西共大靖安县分校半农半读；1971年江西靖安农机厂锻工车间务工。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79级。1983年南昌大学中文系任教。1994年后广东中山市委机关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命犯桃花
作者：王克林
1979年8月，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终于递到了我手上，注明报到时间、设在车站码头航站等地的新生接待处等事项，父母满心欢喜地商量，要双双请假，亲自送我前去康乐园。
我却硬起心肠，一口拒绝。
"千万别送，你们非要送，我就不去报到了！"
那时的我脸皮薄。
我生于1954年，独自在外摸爬滚打整整11年之久，到1979年已届25岁"高龄"，若入学之时，还要年迈的父母跟在身后照料，会成为老师同学们的笑柄。
父母见我态度决绝，说得似乎在理，纵然满心不舍，也只能依了我。
一回首已是百年身。父母虽然长寿，先后享年95岁，但从来没有踏进过长子的母校一步，这肯定是他们一生的遗憾。
送长子到中大报到，对二老而言显然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可是为了儿子的面子，二老却不得不忍痛割舍了此生唯一一次名正言顺地跨入全国最美大学校园的机会，回想起来，实乃为儿之大不孝也。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终究放心不下，于是专程跑了一趟省招办，查到中大经济系在南昌地区还录取了一名李姓同学，辗转打听到其联系方式，让我们相约同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那时火车跑得极慢，从南昌到广州，一路要摇摇晃晃，走走停停21个小时。
车厢里，我与他渐渐熟悉。我很快发现，他整日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全然没我这般不知轻重趾高气扬。
他显然也察觉到我的疑惑，几番欲言又止，终于在夜深人静时，忍不住透露了藏在心底的隐情。
他是南昌市郊区胡坊公社医院的医务人员，早早成了家，生儿育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二十五岁为人夫、为人父，正当其时，按他们乡下的规矩，甚至有些晚了。可在1979年的高考新规面前，他曾经的桃花运却变成了桃花劫。
恢复高考之初，1977级和1978级，可能为了还历史旧债，对考生婚否尚未设限。
可时钟走到1979年，教育部衮衮诸公突然颁布一纸新规，普通高校不再录取已婚人士，相关部门不予办理报考手续。
那时结婚是需要单位批准证明的。因此他的婚姻状况，卫生院和公社领导显然一清二楚，怜惜他的聪慧和刻苦，居然违反相关政策规定，同意他隐匿婚姻状况，报名参加了高考。
当中大经济系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送来，单位和公社领导无不欣慰，冒着风险为国家输送了一个可造之才，何罪之有？他们实在难以理解，结婚生子，对大学学业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他的录取通知书在单位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人真诚地祝贺，感到与有荣焉，也有几位一道参加了高考却名落孙山的"正义人士"害了红眼病，站在"维护国家政策严肃性"的道德高地，向省招生办和中山大学招生办分别发出了举报信。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千里迢迢到中山大学去报到呢，不是浪费钱吗？"
他面色凄苦，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倔强：
"我在与举报信赛跑，只想抢在它前面，踏进中大校门。
哪怕只做一天全国名校中山大学的学子，也可以证明自我，告慰妻子、师长和领导，告慰列祖列宗！"
我听在耳里，心酸不已，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沉默相对。
列车驰进夜的深处，哐当哐当的车轮声里，我半睡半醒，往事历历在目，那些年的风花雪月，那些年遭遇的让自己25岁高龄依然孑然一身的桃花劫。
性心理学的研究揭示，来到18岁前后，无论雄性雌性，择偶生物钟都会苏醒，正如歌德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金句所言："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
于是择偶便成了同龄人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按照人类千百万年进化而形成的动力定型，择偶一般由雄性主动进攻，雌性虽持守势，但却掌握着成败决定权，她看得上了，才会笑纳雄性的追求。雄性无功而返还不算太丢脸，被当众怒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灰头土脸，也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从1971年到1979年，在一所县级农机厂打铁为生，我从17岁的少年熬成了25岁的青年。
工余我有多方面的爱好，打牌、聊天、看小说、打乒乓球……但最大的爱好，还是追逐异性，向她们献殷勤充分展示自己的孔雀尾巴。可直到离开工厂，这些追逐无一胜绩，令人无地自容，一纸高校录取书，也不足以恢复我在择偶方面的自信。
其实，厂里厂外都有过年龄相当的异性与我建立"一般朋友"的关系。
有一次，打完乒乓球，收拾装备，一位厂里男青年无不虎视眈眈的娇小美人，滞留在乒乓球台边，显然在等我有话要说。
她面带羞涩不耻下问，向我求教，打球时为什么不站在中间，而要站在球台左侧？
我心中暗喜，耐心跟她讲解，右手直拍左推右攻的打法，站在左侧是为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右手进攻的威力。
她自述常为关节炎所苦，听说捉拿蜜蜂叮咬痛处，可收治疗之效，对此，我没有半点经验可以提供，只能预祝她试验成功。
于是我们成了"一般朋友"，主要通过偷偷摸摸借书还书的方式一来一往。
当我听到母亲转达的，她在南昌我邻居家借宿期间发表的关于我"写得一手好诗，打得一手好球"的赞许之后，以为有了成功的把握，便在借给她的书籍里夹着请求将"一般朋友"升格为"不一般朋友"关系的纸条，眼巴巴地等着回音。
过了几天，书还回来了，夹着的纸条也一并退回，上面批了12个刺眼的字"不要胡思乱想，把青春献给党"……从此两人连"一般朋友"也做不成了，形同路人。
厂外曾有一个姑娘，让我心动不已。一同玩耍的圈子里，只有她与我同龄，而且是唯二没有成家的孤男寡女。在我眼里，这岂非天赐良缘？可她从来没有给过我半点可以进一步亲近的暗示。反倒常有传闻，她心有所属，眼界远非我能企及。我不免自惭形秽，始终没敢造次，唯恐连"一般朋友"也做不成了。
她对我展现的最大善意，出现在1978年的一个冬夜。当时我正在孤军奋战，拼命刷题，以求高考一逞。她由厂里一个已婚女工引路摸黑找到我的单人宿舍，身后还跟着县委机关大员陈主任。
陈主任此行负有特殊使命，现场办公："小王，你打铁又累又脏，实在委屈，随意挑一个轻松体面合意的工种吧，我去跟你们厂长打招呼！”
陈主任与我非亲非故素无交往，不请自来，主动援手，显然是她的面子。若是早年，我会感激涕零，如今为时已晚，我谢绝了陈主任的好意：不幸沦为高考赌徒，再没有多余的精力去适应任何新工种了。
如今细细想来，情路坎坷，没走桃花运，咎由自取：如果我的个子再高一点（只有1.63米，这是女生眼中的二等残废）；如果我的工种不是又苦又累又脏的打铁，而是机修金工电工司机之类体面的行当；如果我性子沉稳些，不那么莽撞冲动，屡启祸端；如果我的择偶标准现实一点而不是只瞄着那些花儿朵儿，也不至于惨到一败涂地。
几十年后一位已经做了祖母的前女工友，曾在微信中向我透露私密，当年她其实很看好我，有心给我机会，但也恰恰因为看好我——此人绝非池中之物，将来不是这家破厂可以留住的，才将机会另赐他人。
收到中大录取通知书那天，整个厂区仿佛遭遇原爆，事先谁也不敢相信，鸡毛飞上天，傻子也能考上大学，那些阅卷老师真是瞎了狗眼！
面对工友们或真心或客套的恭喜，我胸中豪气干云，大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慷慨，心里暗想：哼，那些花儿朵儿，终究是看走眼了，竟让一个天之骄子从眼前错过。
一时少年意气过后，我慢慢冷静，也慢慢释然。
没考上大学之前，你什么都不是，门当户对条件相当是人之常情，你挑人，人家也挑你，凭什么让人家提前看上你，给你机会？
非但不该怨恨花儿朵儿，反而应当万分感激她们情感上的悭吝。试想，如果有哪棵花儿朵儿瞎了眼昏了头，赐给了你一段桃花运，在高考新规面前，就会毫不容情地变成桃花劫，让你像李同学一样痛不欲生……
经过漫长的颠簸，火车终于驰入广州站。我与李同学顺着人流，坐上中大的迎新车辆，走进了魂牵梦萦的康乐园。分手后，各自前往系里报到。
第二天，他兴冲冲地跑到我寝室，报告一切顺利。
大约十几天之后，他又来了。
这一次，面色惨白，神情落寞。他是来向我告别的：举报信终究没有"失约"，校方限令他立即收拾行李，退学离校。
一声再见，从此天涯。
自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也失去了所有联系。
后来听人说起，经济系79级校友聚会，偶尔还会有人提起那位只在校园里待了十几天的李同学，和他那令人扼腕叹息的桃花劫。
我至今无法认同1979年出台的取消已婚人士报考普通高校本科资格的政策规定。
多少天资卓越成绩优秀的人才，只因已成家立业、拖家带口，便被硬生生挡在本科大门之外，不仅是他们本人的损失，也是国家事业的损失。
上海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朱学勤，1979年也是因为已婚，失去了高考机会，只好转战研究生赛道，考砸三年，第四年才终于跨进高校，后来终成一代学界大师。
我国教育体育界曾长期实行禁婚禁欲政策，其核心逻辑均源于古老的"元气损耗说"。
它认为"元气"是人取得突出竞争成绩的生理性基础，性行为会耗散"元气"，严重削弱运动和学习的竞技状态。这一伪科学理论，为对适龄人的婚恋行为进行行政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
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进步，"元气损耗说"被彻底证伪。教体界才具备了放弃相关禁令的认知基础，从而推动了政策的根本性松动与变革。
俱往矣，如今昔日教体界严格施行的禁婚与禁欲规定，沦为了历史的笑柄。
外一篇
毕业论文，
回避有私交的老师指导
作者 王克林
我的母校中山大学中文系名师很多，与我有私人质感情的仅有一位——曾扬华老师。
我是江西南昌人，进校之后得知系里有一位来自江西泰和的曾扬华老师，自然对他产生了一分带着乡情的亲切感。
曾扬华老师前妻去世很早，另娶了一房年轻的师母，次子怕受后妈虐待，跟了外婆，长子带在身边，长子兴趣不在读书，安排在中大教务处做工勤。
彼此熟悉之后，曾老师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有空多与其长子交往，争取影响他把兴趣转移到读书学习上来，为自己打造一个合乎教授长子的形象。
大学四年八个假期回南昌探亲之前，我都会到地处中大康乐园西北区的曾府领取一件“快递件”，给他母亲捎去，老人家在江西体委女儿处生活。
除了乡亲乡谊之外，我和曾扬华老师还有一层关系——乒乓球友。我在中文79级同学当中，球技居次席，首席是有童子功的唐国彬同学，恰巧曾扬华老师球技在中文系教职员工当中也居于次席，首席是教美学的陆一帆老师。师生团体赛往往是首席对首席，次席对次席，因此常有幸与曾扬华老师过招。
大三时候，曾扬华老师得知我有志于从事大学教育，仿佛不经意地跟我开起了玩笑：“找对象，可得提前跟人家姑娘打好招呼，以后肯定没多少闲暇落实胡适之先生提倡的‘三从’之一——‘老婆逛街要陪从’了，让人家先想清楚，勿谓言之不预也。”
走上教学岗位多年之后，我才逐渐参透这句玩笑里面的治学经验和师生情谊。
中山大学是岭南首屈一指的高校，中山大学中文系是岭南首屈一指的中文系，曾扬华老师在广府“红学”——《红楼梦》研究界，首屈一指的地位也无可争议。
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有同窗知道我和曾扬华老师之间的特殊关系，建议我选择红学方面的课题请曾扬华指导。
对此，我心里非常纠结：
毕业论文成绩在整个学历中有很高的权重，同学之间学业竞争激烈，谁都想在毕业论文上获得一个“优”。然而，按照中山大学中文系不成文的传统，每位老师指导的若干毕业论文中，只能有一个“优”。
如果我撰写的毕业论文非常出色，曾扬华老师自然会非常开心，痛痛快快给个“优”，做个顺水人情。如果我撰写的毕业论文不能成为他指导的若干毕业论文中的那个唯一的“优胜者”，那我们这对乡亲师生的关系就会经受考验，做老师的也许会特别为难，学生肯定会十分儿狼狈。
本来风趣与固执是两种彼此矛盾的气质，可曾扬华老师却将这对矛盾的气质奇怪地融合于一身。
在中大中文系的老师当中，曾扬华老师的固执与他的风趣同样出名，他的讲课风格非常风趣，常能引起满堂欢笑的共鸣，然而他给学生的成绩评定，不但相当严格，而且一经评定，决不讨价还价，态度相当固执。
中大中文系77级刘军同学，毕业论文接受的正是曾扬华老师的指导，他事先做梦也想不到，曾扬华老师的固执，会成为他一生事业的滑铁卢。
与曾扬华老师研究红学几十年一以惯之采用的阶级分析方法截然不同，刘军同学的论文采用现代儿童心理学之父让·皮亚杰在理论框架，分析解剖贾宝玉的形象，得出“贾宝玉就是一个童心童趣形象”的结论，这与曾扬华老师心目中贾宝玉是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的年轻叛逆者的形象“风牛马不相及”，自然被曾扬华老师视作“离经叛道”，有政治错误，痛下杀手，给予了不及格的评定。
这一事件在中大校园引起轩然大波，刘军班上二十多位同学“仗义执言”联名上书系里，要求改正曾扬华老师给予刘军同学的“不当”评分，古代文学教研室召开了三次学术听证会，就刘军同学的论文评分问题展开讨论。虽然今天文学的“阶级分析方法”早已被弃用，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校园里，还没有任何一位老师敢于对其发起公开挑战，站在“政治正确”的制高点上，并且得到校方支持的曾扬华老师，所向披靡，没有人能迫使他收回陈命。
刘军同学也是一头犟驴，系里给他提供了一次更换指导老师重写论文的机会，并且暗示无论如何，指导老师都将给予及格以上的评分。刘军同学却义无反顾地加以拒绝，由于毕业论文“不及格”，仅仅拿着大专文凭走向社会。二十多年后旧事重提，刘军请了很多知名文学评论家重评论文，都觉得这篇论文不是不及格的问题，而是非常优秀出色，只是当时过于超前了，被囿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指导老师否定，也是难免的宿命。刘军致电教育部和中大要求“翻案”，要求将自己的遭遇列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不公正对待学生论文的反面典型，未能成功。
为了避免重蹈刘军同学的覆辙，也为了不伤害我与曾扬华老师之间的私人感情，经过一番思前想后的犹豫徘徊，最终我放弃了争取接受曾扬华老师指导毕业论文的机会。
参加工作后的一个炎炎夏日，在我国三大火炉之一的南昌，我正光着膀子忙得汗流浃背，曾扬华老师夫妇突然来访。毫无准备的我又惊又窘，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是去拜访我家隔壁邻居——我父亲的大学同事，得知我家住这儿，便顺道来闯来看我。这份意外的关怀，让我十分感动，真想乘此机会，与他交换一次对刘军同学论文的评分的不同看法，但碍于师道尊严，终未敢开口。
2024年10月，从母校传来噩耗，曾扬华老师去世，享年90，校方尊重本人及其家属愿望，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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